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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卡内维斯山脉地处高海拔，终年积雪。

    山下荒无人烟，一眼望去，平川之上只有一座六层高的实验楼。

    顶楼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种医疗仪器，加长的实验台在最中间，台子上躺了一个人，男性，双目紧闭，年龄不详。

    他身上插了各种管子，胸前、手上，以及额头上都贴着电极贴片，导联线的另一端连接着心电监护仪、电休克仪。

    实验台两边站着一男一女，一个测量，一个记录。

    “血压。”

    “收缩压90，舒张压60。”

    “体温。”

    “28。”

    “脉搏。”

    “70。”

    “呼吸。”

    “32。”

    这时，旁边的仪器发出警报声。

    “嘀！”

    “嘀！”

    “嘀！”

    一声接一声，短暂急促。

    心电图和脑电波此时都在急剧变化。

    “萧博士，”daria是生物细胞学博士，她放下记录表格，“患者可能要苏醒了。”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实验台上的患者突然睁开了眼睛。

    “醒了，患者醒了！”

    站在仪器旁兴奋喊叫的男人是萧轶的后辈，

    uce，他专攻基因医学。

    实验台的正对面放着一台摄像机，萧轶戴着口罩，半边脸入镜，他眼神灼热，迫不及待。

    daria在询问患者状态。

    “患者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听得到我说话吗？”

    “如果听得到，请眨眨眼。”

    “患者。”

    “患者。”

    实验台上的男人眨眼了。

    严格来说，男人并非患者，是濒死的实验员，病号服的胸前有编号，他编号049。

    “成功了。”萧轶双目通红，“我成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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